据人民日报报道，罗庄徐玉玉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，主要犯罪嫌疑人郑某某（男，29岁，福建泉州人）、黄某某（男，26岁，福建泉州人）等2人被抓获归案，另外两人，陈文辉与郑贤聪等犯罪嫌疑人正在追捕中。
徐玉玉
另临沭宋振宁被骗案侦破工作取得重大进展，已锁定2名犯罪嫌疑人，抓捕及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。骗子虽然可恨，但运营商在电信诈骗案件中的角色也并不光彩。
在逃犯罪嫌疑人陈文辉与郑贤聪
虚商号段诈骗高发，但基础运营商更应承担责任
许多媒体指责运营商未能尽到保护消费者通信安全的义务。更有媒体发现，专属虚拟运营商的170、171号段是电信诈骗高发号段。针对徐玉玉的诈骗电话，是通过171开头的手机号拨出的。据浙江省温州市反诈骗中心统计，自该中心成立以来，接到报案的3000多起电话诈骗中，170号段占三分之一以上。
对于犯罪者而言，虚拟运营商的电话卡具备两大“优势”：第一，资费相对便宜，拨打国际长途等服务也更加经济；第二，实名制执行力度不足，黑卡泛滥。
虚拟运营商自身管理的不严格固然值得谴责，但将诈骗高发的责任完全推给虚拟运营商也是不合适的。目前全国共有42家企业获得虚拟运营商的试点，虚拟运营用户已达2050万。总量似乎不小，但实际上，虚拟运营用户仍旧只占全国手机用户总数的1.5%。相比虚拟运营商，普通用户采用的更多还是传统三大运营商的服务。
因此，解决电信诈骗更多还需要依赖三大运营商的努力。然而，对于普通用户而言，三大运营商在防止电信诈骗上的努力似乎仅存在于“新闻”之中，很多用户都受到过骚扰电话与诈骗电话的侵袭。甚至，还有运营商内部员工参与倒卖用户信息的丑闻不时爆出。
尽管运营商并非诈骗的实施者，但客观上，运营商的失职为电信诈骗创造了条件。此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理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，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为电信用户提供迅速、准确、安全、方便和价格合理的电信服务。维护消费者的通信安全，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，这也是国家对电信运营商的基本要求。
运营商能否通过技术手段来封堵电信诈骗？
2013年10月，家住广州市的杨衡兴接到了一通诈骗电话，骗子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，骗走了老人48万元的积蓄。后经公安机关调查，发现这是诈骗分子使用网络改号电话，模拟黄浦区检察机关电话号码给杨衡兴打的电话。
随后，杨衡兴委托律师起诉了广州电信。法院审理后认为，电信公司有采取有效措施、保障准确显示来电号码的义务。对于此次诈骗，广州电信应承担相应责任。最终，法院判决广州电信公司赔偿杨衡兴损失1万元。
庭审中，广州电信一直坚称自己无法拦截改号电话，并拒绝承担赔偿责任。有专家表示，广州电信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，“很简单，运营商每年都会公布自己拦截了多少改号电话，这就说明他们是有能力的。”
除了电话诈骗，伪基站群发的垃圾短信也是困扰用户痼疾。有运营商称，通过升级4G卡可以避免收到伪基站垃圾短信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，想屏蔽伪基站发出的垃圾短信至少需要满足两点：第一，使用4G USIM卡；第二，手机需要开启4G或3G网络。如果用户只使用2G网络，那么依然能够收到伪基站发出的垃圾信息。
此外，有消息显示，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可以破解4G网络的伪基站设备。
许多人愤怒运营商在技术上的不作为，但事实上，从技术的角度来判断运营商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网络上的攻防往往让人想起矛与盾的故事。运营商的技术升级确实可以减少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的可能性，但想要通过技术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电信诈骗是不现实的。
电信诈骗并不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诈骗方式。它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个国家，且和这个国家的通讯技术水平无关。日本的电信诈骗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棱镜门事件更显示，美国一直在使用“伪基站”来监视各国。
电信诈骗的卑劣之处在于，诈骗者总是挑选弱者出手；电信诈骗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往往是一个大型诈骗集团的流水线作业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总会有人沦为电信诈骗的受害者。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电信诈骗无能为力。我们无法消灭电信诈骗，但是我们可以提高诈骗者实施诈骗的成本，最终让电信诈骗变成一笔不划算的“生意”。
通过立法，我们可以加大对电信诈骗的惩处力度；通过教育与宣传，我们可以让容易受骗的人群提高警惕；通过升级技术，我们可以让电信诈骗者更难隐藏自己的行迹……
打击电信诈骗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，需要多方的共同参与。任何一方的缺位，都将导致行动的失败。
800元可买一万条学生信息 电信诈骗泛滥谁之过?
一个电话、一条短信，一辈子的“保命钱”瞬间就被骗个精光。而今，“黑手”频频伸向没有防备的孩子——被骗了9900元的学费，一个山东的准大学生永远停止了呼吸……类似的电信诈骗时时在身边上演。学生家长、金融用户、新手妈妈、买房卖房者等各种隐私，不断变成诈骗的“导航仪”。电信诈骗犯罪呈现“虚拟化、智能化、集团化、国际化”特点。专家指出，“问题号段”频出，运营商疏于监管难辞其咎。
诈骗有多“精准”？——从“撒网”到“锁定”，团队合作“企业化”
从最初的中奖、房租汇款，到网银升级、邮包藏毒，再到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、伪造网上通缉令、助学金领取，通讯信息诈骗类型已扩展到数十种，更从过去的“撒网式”诈骗，变成了“精准化”锁定。这种靶向性更强的行骗手段，成功概率更高。
个人信息售卖产业链之成熟，正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。分行业“定点投放”：学生、股民、金融理财客户、产妇、家长应有尽有，不同群体售价不同。社交平台被“充分应用”：建数十个QQ群不断推送广告，最终指向同一个数据商。
在安徽警方2013年9月与柬埔寨警方合作破获的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中，警方在犯罪窝点查到一本“诈骗剧本”。诈骗团伙事先编写好“剧本”，设计好诈骗时的对白和语音内容。行骗人员会冒充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工作人员，所提供的单位名、电话号码等保证与当地信息吻合。
这只是诈骗团伙“产业化”“企业化”的一个缩影。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二支队副支队长韦健介绍，每一起通讯信息诈骗中，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少五个专业团伙：
1、专司策划骗术、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；
2、盗卖个人信息团伙；
3、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、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；
4、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讯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、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；
5、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。
现在170和171的虚拟运营商号段，让诈骗也变得更加简单。记者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电话卡营业厅，就购买到了一张171开头的电话卡，随买随打，不需要任何证件
这个是虚拟运营商的，和普通的手机号码一样使用，也能注册支付宝。你用这个转账，支付宝也找不到你。”
店家说。
信息有多廉价？——百万人次信息，以“分”单价贱卖
很难想象学生的不设防，会成为骗子叫卖的宣传语。记者随意在QQ群里加了一个名为“营销数据商”的电话表明想购买的来意后，他立刻发来了一个湖北省利川市第五中学的100个学生信息列表，其中包括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父母亲姓名及电话。
面对记者购买时的犹豫，信息中介说，农村的钱少，大城市不容易被骗，你买三线城市的吧。800元可以买到一万条学生及家长信息，也可以用其他数据来换，例如3万母婴信息换1万条学生信息等。”
而对于信息来源却讳莫如深，“有专门的渠道，告诉你了，我还能吃啥？”
“以P2P为例，非法获取、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十分普遍。”上海市工商局一位执法人员介绍，2015年监管部门对一家财富管理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调查发现，纸质资料涉及的个人信息共有38000余人次，电子数据保存的个人信息名单有120M（兆），涉及了100万余人次。
据了解，一些经营理财业务的公司为拓展市场、发展客户，通过购买、交换等方式大量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。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后，大多未进行妥善保管和处理，甚至二次售卖。
随着电信诈骗手段不断升级翻新，案件数量堪称“井喷”。2015年，仅上海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4209起，同比上升64.8％。
打击有多艰难？——不仅抓住“谁骗”，更要溯源“谁泄密”
网络交易、分工明确、跨国行骗，使得近10年来，公安机关抓获的此类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处于链条末端的“取款人”，摧毁一个完整的通讯信息诈骗犯罪跨国境团伙很难，不少策划者仍身在境外。“运营商为追逐利益而疏于监管难辞其咎。”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专家姜奇平曾指出，一些运营商推行“实名制”力度不够，出租出售的号段有的用于各类广告促销短信的群发，借以牟利。
由于电信诈骗属于‘非接触式’犯罪，环环相扣，很难留下诈骗的确凿痕迹，为警方办案带来困难。”
韦健介绍，而且由于电信诈骗不受地域和空间限制，使得发现、跟踪和抓捕有很大难度，破案成本非常高。
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介绍，因为追赃定赃难，使得电信诈骗量刑过轻，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不够。
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说，需要从完善企业管理和法律约束的角度，让企业员工保护好用户的隐私。比如，把客服人员过去能接触用户全部手机号码改为只能看到末几位数字，对接触个人信息的岗位和计算机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权限和管理等。
上海一些办案民警介绍，电信诈骗的两个关键环节“诈骗电话”和“银行转账”在目前尚没有“源头”管制措施。目前通信业务和金融产品的某些安全隐患，在某种程度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。针对一些“改号”软件的诈骗，有运营商负责人称“监管成本太高，不愿投入这笔钱”。由于运营商拦截不力，能够虚拟任意号码的网络电话仍处于无人监管状态。